贝尔纳与中国
贝尔纳与中国潜伟李欣欣摘要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档案，对贝尔纳与中国官方及学者的交往进行了初步梳理，试图描绘这位科学圣人在中国科学文化中的形象。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于1939年出版，很快即被我国学者如竺可桢等了解并引用。贝尔纳于1954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参加国庆庆典，并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与相关人员的交流中，他知无不言地为我国科学发展提供帮助，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但之后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受到阻碍，他没有获得和李约瑟一样的待遇。关键词科学学贝尔纳竺可桢中外科技交流史世界和平理事会科学圣人∞贝尔纳(JohnD．Bemal，1901．1971)是著名X射线晶体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学创始人。1934年，他首次获得蛋白质晶体结构的x射线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烟草花叶病病毒的结构。1937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College)物理学、晶体学教授，直至去世。贝尔纳是科学应用于社会的实践者。1945年，他因在二战时期的贡献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勋章。他同情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战后成为一位世界和平主义者。1949年，他与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6d6ricJoliot．Curie，作者简介：潜伟，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冶金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李欣欣，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助理研究员，科学技术史硕士。①贝尔纳因对科学的高度敏感性和狂热的爱，且颇具有科学领袖的气质，而被尊为“科学圣人”(Sage ofScience)。据说“圣人”的昵称大约最早是在1920年剑桥布里奇街角的那家奥格登书店(Ogden’SBookshop)的一位年轻女士叫起，后便在同伴中广为流传。[Goldsmith1980，P．27]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1958)等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WorldCongress ofPartisans ofPeace，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PeaceCouncil)，并担任执委会副主席。1959．1965年，他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1939年出版的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 ofScience)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学奠基性著作。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干什么?”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其重要意义很快被全世界所认同，被译为多种文字。1949年出版的《必然之自由》(TheFreedom ofNecessity)则是他的计划科学观点的总结。贝尔纳对科学史研究集中体现于两本著作：《19世纪的科学和工业》(Science andIndustry in theNineteenthCentury)和《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History)。贝尔纳的科学观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㈣，但是关于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却鲜见研究。贝尔纳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什么中国人对同为英国友人的贝尔纳和李约瑟给予了不同的待遇?本文在文献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贝尔纳传记有关记载，初步梳理这段历史，以期给后人启迪。中国学者对贝尔纳的初识竺可桢(1890．1974)是最早注意到贝尔纳的中国学者之一。早在1938年3月22日，还在随浙大艰难西迁途经江西泰和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了阅读贝尔纳《十九世纪大不列颠的科学研究》，并对其中有关数据进行了摘录[竺可桢2005，页492]。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中专门有两段讨论中国的科学【Bemal1939，PP．209-210]。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这其实就是“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表述方式，而且应该比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China)第一卷更早[刘钝1996]。李约瑟的思想受到多少贝尔纳的影响，贝尔纳如何形成这样的观点，具体情形现在不得而①1982年受贝尔纳科学学思想影响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官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贝尔纳科学观的影响。18《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知④。但是，贝尔纳不仅提出了问题，还从需求决定技术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试图给出解答，认为“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与李约瑟不同，贝尔纳更关心的是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对战时中国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并且非常乐观地认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他确实对中国有了一针见血的评价，对中国科学的事情看的很准，从中国文化传统改造入手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②。《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后不多久，国内一批学者就开始研读此书，竺可桢和吴学周(1902-1983)可算是其中代表。1941年4月，竺可桢在重庆公干之时，于中央大学图书馆见到《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连看了数日，并于4月14日作《中国之科学》读书笔记[竺可桢2006a，页228—229]。5月9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近代科学之精神》④的开场白中，即引用贝尔纳书中关于中国科学的那段话[竺可桢2004a，页539】。1945年7月1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大学生之责任》演讲，在开场白又引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关于美、苏、英三国大学生比例的数据【竺可桢2006b，页443]。1946年12月，竺可桢赴英国伦敦访问，在街头书店购买到了原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47年1月15日，在英国伦敦访问的竺可桢终于见到了贝尔纳教授，并共进了午餐，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贝尔纳正关心的建筑工程问题，当然也有如科研经费和薪金待遇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一点至ChafingCross，DenmarkSt．在大世界UniversalRestaurant中膳，约Prof．J．D．Bemal，伦敦BirkbeckCoUedge物理教授，及承绪④与通伯④、叔华⑥夫妇中膳。Bemal为现政府Ministry ofWork(建筑工程部)科学顾问，研究如何改①如果将其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的“红色年代”，或许可帮助理解。贝尔纳与李约瑟等一批左翼科学家和学者在剑桥组成“有形学院”(visible sch001)。“有形学院”是相对于18世纪波义耳等人的“无形学院”而言的，这些人中的代表还有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生理学家霍格本(LHogben)、数学家莱维(H．Levy)、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Needham)和物理学家贝尔纳。他们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政治上则同情英国共产党或工党左翼。贝尔纳和李约瑟是亲密的好朋友，贝尔纳甚至还帮助李约瑟成为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第一任主任。②施一公和饶毅2010年在Science上呼吁要改造中国科研文化，再次引起世人对中国文化与科学研究关系的关注。③该文以《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为题刊于1941年8月“思想时代》第1期。其节选文以《科学家应取的态度*为题，刊于《科学画报》8卷4期。后又收入Ⅸ科学概论新编》(正中书局，1948)及《现代学术文化概论》(华夏图书公司，1948)二书。④王承绪，英国伦敦教育学院硕士，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⑤陈源，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竺可桢妻陈汲的长兄。⑥凌叔华，陈源之妻。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19进房屋构造。据云，英国全部有房屋一千六百万幢，被炸毁二百万幢，现需建筑四百万幢，有一百余万幢已在进行之中。对于FrothConcrete(加气混凝土)可以固热不散，故墙可以减薄。余询以夏天拒热之法，据云屋顶加铝可行。渠对于苏联在沙漠以镜子收日光及以沙保水办法颇为赞扬。关于科学研究，谓目前英国一年所费于PhysicalScience研究四千万镑，生物科学四百万镑，而教育、社会则仅三十万镑而已。全国研究经费为六千五百万镑，军事占三分之二。又谓大学教授薪水比新进助教四倍，即一千五百镑与三百五十镑之比。理、文教员兼政府之工作，不兼薪，极不平云。渠著SocialFunction ofScience一书将再版。二点半散。[竺可桢2006c，页348-349]第二天，贝尔纳还安排了竺可桢一行到位于伦敦西北20英里的加斯顿(Garston)的建筑研究所参观，继续头一天有关建筑的话题。1949年4月1日，竺可桢作为校长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演讲中，再次引用贝尔纳关于我国学者对科学上曾有很大贡献之说④。6月，竺可桢在上海避祸，于图书馆再读此书，恐怕感触会更不一样吧④。另一位较早认真阅读《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家是吴学周。1942年，受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委托，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学周草拟了((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其中大量计划科学的思想来源于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甚至直接引用所载苏联科学研究之组织机构的图示、英国科研机构经费情况及一些重要提法。后来的吴学周继续秉承了计划科学的传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付邦红2008]。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1886-1961)也较早注意到贝尔纳。1948年，他在为翻译英国文化丛书之一的《现代科学发明谈》所写的序中，盛赞布拉格父子与贝尔纳参加广播节目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从而促成了此书的出版[任鸿隽。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与会代表得知贝尔纳因出席左派活动而被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除会籍之事，愤然回应并致电慰问⑨；当得知由约里奥-居里和贝尔纳领导的①原文为“可知西方学者如白纳耳(Bernal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李约瑟等，佥认我国学者对科学上曾有很大贡献。”[竺可桢2004a，页693]②根据竺可桢日记，可知他于6月24日、28日、30日上午到图书馆阅览《科学的社会功能》。【竺可桢2006d，页466、469、470]③据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11日，开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会之出席新政协会者之会议。决定派乐天宇为联络员，与新政协宦乡取得联络。致电Bernal，慰问其因出席左派学会而被开除BritishAssociation之会籍事。[竺可桢2006d，页522】20《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意到中国来举办会议时，也是积极响应④。在波兰尼等科学自由派的攻击下，贝尔纳在关于科学的计划与自由这场论战中的重要武器，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必然之自由》(TheFreedom ofNecessity)于1949年出版。1949年11月，竺可桢在一次偶然机会获得最新出版的此书②，竟然一个下午连续阅读了50页之多，甚至连续一周都在阅读此书④。1950年4月，竺可桢费了很大精力写就的《中国科学的新方向》④借鉴了贝尔纳在《必然之自由))中的观点：将来的科学要用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计划，是绝对曲需的一件事。这种计划在苏联已见其端倪。只有忠实地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把帝俄时代本来浅薄的科学基础，变成了伟大的、互相联系的和勃勃有生气的眼前苏联科学。在短短卅年当中，苏联已经从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变成了随处统是科学工作者的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去培养几个少数有天才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前哨做点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建立起来一个普遍通行的习惯，把一切关于工业、农业、卫生和国防所需要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从有计划的实验，和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基础上来解决。[竺可桢2004b，页23．25]显然，此时竺可桢刚刚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正处于思想改造时期，对于贝尔纳描绘的苏联式的计划科学充满憧憬。这篇对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文章影响了未来若干年的中国科学规划和科学发展的走向。他把贝尔纳关于科学组织的形式、科研经费不要只维持生活而要有力促进研究活动的发展来拨付，以及科研活动的大规模联合协作等创见，吸收到自己从事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二贝尔纳1954年访华1951年，我国派代表团访问欧洲，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①据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17日，五点至欧美同学会开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吴玉章主席，上海、杭州、武汉各地报告分会筹备会成立经过。自英新回国之黄新民报告，世界科联有意于明年秋来中国开会，现会长为Joliot—Curie，副会长Bemal，秘书Crowther。[竺可桢2006d，页527]②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11月20日朱光琨交阅近出J．D．Bemal著TheFreedom ofNecessity[竺可桢2006d，页572]。竺后于1950年元旦专程驱车至外交部街协和北院41号晤李宗恩，请交此书给在协和医院的陆惟善，转给其弟陆颂善。[竺可桢2007a，页3】③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11月2l下午、26下午、27日晚上，竺可桢都在阅读TheFreedom ofNecessity。【竺可桢2006d，页573、576、5771④原载于Ⅸ科学》32卷第4期97—99页科学通论栏目。竺可桢由于事先没有想好此文的结构，又受到瓦维列夫和贝尔纳相关文章的影响，“故反而写来非常不顺手，余自来写文无如此之苦者。前天写了一千五百字全作废，昨写一千五百字自认不甚无满意，到晚间又觉须加以大更正。前后既不接气，而文无一个CentralTheme(中心思想)。”【竺可桢2007a，页51]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2l大会，当时在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任职的的李一氓④(1903—1990)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贝尔纳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接触中，贝尔纳提出希望到中国访问并讲学。随后李一氓1953年次去伦敦时，贝尔纳再次提出这个希望。在1953年12月30日李一氓给中科院郭沫若(1892．1972)院长的信②中写道：郭院长：我此次去伦敦，往贝尔纳教授处，作礼节上的拜访。他提出他赴中国讲学的事。我记得此事在一九五一年已提出并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他说必须有科学院或某一大学的正式邀请讲学，才能向BirkbeckCollege请假——意即B．C．的教授位置并不辞去且可照常领薪。并称中国科学院拟请其讲何题目，望预先告知，以便准备材料。我I临行时他嘱他的秘书AnitaRimel女士送来一信，兹转上，供参考。他后来从伦敦来电话，说明不带助手。李一氓1954年2月15日，中科院副院长张稼夫(1903-1991)⑨就此事向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进行了书面请示，对贝尔纳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他的政治立场进行了介绍㈤。仲勋同志：英国物理学家、国际著名和平人士贝尔纳教授，一九五一年曾通过我国出席世界和大代表团提出，拟来我国访问讲学，据郭沫若院长及李一氓同志谈，当时曾得我方同意。去年十二月李一氓同志去伦敦时，曾访问贝尔纳教授，贝又向李表示希于一九五四一五五年间来我国访问讲学，为期半年，并望我院正式去函邀请，以便向其任教之伦敦大学请假。贝尔纳专业固体物理，对结晶学有特殊贡献，在国际科学界声望甚高。在二次大战前即参加进步活动，在三十年代著有《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①李一氓，当时代表中国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1962年后，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②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54一Y．11)③1952年12月底，中共中央调张稼夫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科学院工作的三年半的时间内，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④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54-y-11)22《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科学的功用。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现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郭沫若院长同意邀请贝来讲学，我们也觉得贝来对我院固体物理研究工作可能有所帮助，更可以扩大我国对英国科学界的影响。如蒙批准，我们拟请其于今年八月来京，在我国工作期间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协助指导我院固体物理研究工作，并在北京设置讲座，组织北京固体物理学家听讲并举行讨论，为期约三个月；第二段赴各地参观旅行，并在宁、沪、杭、穗等地作学术报告，为期约两月。前后共约五一六个月。附上以郭沫若院长名义致贝尔纳函稿一件，是否可行，请批示。张稼夫在随后的1954年3月底，从张稼夫给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1908—1983)的信④中可以看到，中科院办公厅、文委联络局等对于贝尔纳来华访问的请求没有给予热情的回应。因此，张稼夫副院长对于此种情况进行了言辞谨慎的批评，并督促相关人员尽快处理。在向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同志请示得到同意后，又经过向科学院、文委联络局等部门不懈的努力，郭沫若院长终于在五月份向贝尔纳签发了邀请函，邀请他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来中国作一次五至六个月的学术旅行，并希望能在物质结构及其应用方面的工作作为中国讲学的重点。当时邀请函中的初步计划是希望贝尔纳能首先协助指导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设置关于固体物理的讲座；随后组织参观旅行，并进行讲学访问②。‘贝尔纳在1954年9月至12月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访问⑨。贝尔纳访华在当时来讲，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是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邀请的唯一的西方科学家代表，所以所到之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他十分无私地向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也受到当时中国官方和科学界的欢迎。9月27日，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见之后，贝尔纳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了首都北京，中科院工作人员到首都机场接机。随后几天，贝尔纳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9月29日，他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晚宴，并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10月1日，贝尔纳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①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54一Y-11)②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54一Y_11)③本节关于贝尔纳在中国的行程，主要根据AndrewBrown所著的贝尔纳传记，D．Bemal：TheSage ofScience一书有关部分整理。通过查阅中国科学院相关档案，补充部分内容。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23年的国庆庆典，作为国家重要的外宾受邀在观礼台观看了国庆阅兵。10月2日开始，他到各个科学院所拜访。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做了一系列关于晶体学的讲座，参访了北京大学并受邀在物理系和化学系进行演讲，参观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还参加全国第一届金属工作会议并做了“x光在冶金学中的应用”学术报告。10月16日，贝尔纳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5个小时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演讲。10月24日，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贝尔纳，双方交流了科技和工业发展、国际政治形势等问题。后来，中国科学院还专门安排了贝尔纳与相关人员的座谈会。11月3日至11日，贝尔纳赴东北访问，经过天津做了短暂停留，后来到沈阳、鞍山和长春参观了一些研究所和工厂。11月12日至22日，贝尔纳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经常在白天参观访问，晚上做专业报告。11月23日至30日，贝尔纳在武汉、广州参观访问，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座谈。12月1日至5日，贝尔纳在九龙、香港停留。12月6日，贝尔纳离开香港，赴印度参观访问。直到1955年1月1日，贝尔纳结束了在苏联、中国、印度为期三个多月的参观和讲学活动，返回了英国。在中国两个多月的密集旅行中，贝尔纳一方面感受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新气象，也与中国政府、科学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他欣赏京剧及其他地方戏，也陶醉于中华美食之中。他关注科学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中起到的作用，也注意观察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他在北京西山游玩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是他到中国以来第一次听到孩子哭——是一位小女孩，摔倒了，划到了脸。这件小事让他思考了新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人们的内在人性与道德上的变化。这次行程安排如此密集，以致在离开中国大陆告别时，当中科院陪同人员问及此行的感受时，贝尔纳用一贯的幽默及坦率回答：“我在中国此次的访问让我收获了非常多的宝贵知识，只是对中科院提出一点批评，下次请不要连续三个月给客人安排如此忙碌的行程，如果不是我，换个人估计还吃不消啊。”【Brown2005，PP．392—399]显然，此次访华给贝尔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生机，一个崭新共和国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他也丝毫没有吝啬他的溢美之词。贝尔纳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欢迎会上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关怀着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为中国人民的获得解放而感到兴奋。我一直认为科学应为人类福利服务，在中国，我看到了这样做的可能和现实。……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够阻止把科学24《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用来作为毁灭人类的工具。”④在离开北京之前，贝尔纳通过广播发表了讲话：“我从来都不敢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如此成就；中国的科学历史比欧洲更古老，但是可以说中国的新科学，几乎全部从1949年才开始，这是伟大的成就，相比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苏联和当代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比较惊人。……中国政府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具体行业机构模式，并且试图在仅仅五年内，让一切都走上正轨。”在印度马德拉斯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贝尔纳被要求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的科学进步，他回答说“印度的科学进步，尽管很好，但是速度还不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Brown2005，PP．392—399]此行中，贝尔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热爱也不时流露出来，他只是遗憾他的朋友李约瑟没有和他一起来体验。在紫禁城内，他第一次见识到伟大的中式机械“弩锁”，它是所有军用锁定装置的祖宗，并且是诸如普通打字机之类的常见物品的前身。在参观北京天坛时，贝尔纳思索着中国人对占星术的膜拜：“全神贯注于仔细观察历法的人们，比如他们，应该曾努力去探索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并且只有当这些星象被完全遗忘，天文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杭州的一个博物馆，他会惊讶于摩擦盛满水的青铜碗能喷出大约超出两英尺高的水流。[Brown2005，PP．392—399]在参观过程中，贝尔纳经常感受到古老东方文明在建筑园林方面的宏伟与瑰丽。在参观紫禁城时，贝尔纳漫步路过第一个庭院的五座大理石桥，依次来到越来越庄严的庭院，惊叹不已，他为建筑的重复性和对称性而触动i楼阁和大厅都是用木材建造的，这让圣人非常惊讶；朱漆、龙飞凤舞的装饰，以及连绵的金瓦屋顶，在北京沉闷灰色的建筑楼顶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当然，贝尔纳对中国历史建筑的保护与规划是有着保留意见的。在颐和园，他认为那里的修缮品位低得让人寒心，修复工程竟然是由官员，而不是艺术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进行的[Brown2005，PP．392—399]。在与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次讨论中，贝尔纳认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定是这个古老世界中最美妙和最激动人心的景观，他非常担忧正在进行的将它们夷为平地的规划；梁思成则向他保证在古老的城市边界内将不再有再建设[Wright2010，PP．4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古城墙和城门在几年后很快就被拆除，而梁思成也因为反对这项计划而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长达多年。①《人民日报》1954年lO月7日报道《中国科学院举行茶会欢迎英国贝尔纳教授*，记录了中科院领导对贝尔纳到来的盛赞和贝尔纳的答谢词。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2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0月24日下午，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接见了贝尔纳，两人进行了2小时20分钟的深入谈话④。在会谈中，刘少奇与贝尔纳就很多实际情况进行了沟通，贝尔纳特别坦率地就他知道的和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首先，贝尔纳对中国大批培养地质人员提出了赞扬，并且对中国任命李四光②为刚刚成立的地质部部长表示欣赏。在地质工作方面，贝尔纳十分直接地推荐应用最新的地质勘查方法，即航空勘查的方法，并详细地介绍了航空勘查的一些应用情况以及适合的领域，且耐心地告知最好的仪器名称。接着，贝尔纳对中国爆破采矿的应用提出了问题，并且对中国确定矿物的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当时中国只用化学方法这一种形式确定矿物是有缺陷的；他推荐使用x光分析方法，用化学、物理方法相结合的形式对矿物进行分析；当谈到关于如何培训使用x光分析方法的人员的问题时，他认为如果有三四个余瑞璜④教授这样的人才来训练就够了。贝尔纳提到了重工业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的情况，提出高炉上仪表和控制仪器是落后的，并且介绍了如何可以增加温度控制器，用很低的成本，增加一倍的产量。贝尔纳十分直率地对中国的公路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就当时的情况，道路应该搞得更好；中国的道路使用率和负载率相当大，但是没有部门进行保养，因此也降低了运输的效率；同时，他十分准确、简洁并实用地回答了关于如何将土路硬化的问题。贝尔纳向刘少奇提出了关于英国国内对扩大中英贸易的愿望和需求，提到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意义。会谈中，刘少奇指示“航空勘查，新式技术方法，科学研究等，有关机构再组织一次座谈会。地质、重工业、交通、科学各方面都正式与贝尔纳教授谈，他所建议的方法有条件就进行试验，请贝尔纳教授指导。训练人员的事也可以办。”1954年10月2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邀请贝尔纳座谈有关地质、交通及工业建设等问题④。这次谈话比上次更具体更深入，比如谈到x光技术训练人才，①详见《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贝尔纳教授谈话记录》(中科院档案号65—6—1954·Y-1l·05)，参加谈话的有张稼夫、雷任民、吕东、曹日昌。由李肇基任翻译，曹日昌作笔录。②李四光(1889．1971)早年留学英国，当时是主管地学工作的中科院副院长，新任地质部部长，还与贝尔纳同时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是贝尔纳在中国的一位好朋友。③余瑞璜(1906—1999)早年留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是小布拉格的学生，从事x光晶体学研究，早年曾在Nature上发表过相关文章，是中国少有的具有世界声誉的物理学家，当时是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几天后余被请来参加几个部委座谈会并担任翻译。④详见《贝尔纳教授座谈有关地质、交通、重工业问题的座谈记录》(中国科学院档案号65—6—1954一Y-11—05)。座谈会由科学院张稼夫副院长主持，参加座谈会者有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程裕祺副司长(地质矿产司)、赵心齐主任(探矿工程司钻探室)，交通部有李运昌副部长、张治远副局长(海运总局)、郑建科长(公路总局计划科)；重工业部有霍士章司长(生产技术司)、王之玺副司长(生产技术司)；科学院有秦力生副秘书长、曹日昌副主任(办公厅)、施汝为代所长(应用物理研究所)。由余瑞璜教授(东北人民大学)任翻译，黄墨谷作记录。26《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他的意见是“训练少数的高级技术人员，同时举办大量的短期训练。把高级技术人员分配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工作；短期训练的技术人员分配到生产部门工作。目前为了急需技术人员，可以办短期训练班，大量训练技术人员。以后应该在高等学校建立正规的学习。”当张稼夫副院长问及对叶渚沛④的研究方法的看法时，贝尔纳说：“我认识叶渚沛同志已多年了，他为人很聪明，提出的一些建议也都不错，但一个科学成果需要经过三个步骤：科学研究、中间工厂、生产部门应用。叶渚沛有很大的想象力，这种人选是有需要，但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经过中间工厂试验，不能单凭空想。”最后，贝尔纳表示：“这次到中国来的经过和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回英国后我准备整理并出版一书④。至于向中国提出的建议，回英国后，再行参考更多的资料，提出更详细、更具体的书面意见，寄给中国科学院。”1954年11月2日，中国科学院邀请英国贝尔纳教授举行座谈会，交换有关科学工作问题的意见⑨。首先，贝尔纳详细讲解了英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学术自由对苏联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对和平工作等几个方面的情况。他对中英科学家合作充满期待：中英科学家可以在各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合作；在各个专门学会之间，在英国科学工作者学会与科联之间，在皇家学会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可以交换科学情报与资料。可以设法组织交换中心，或者以世界科协为中心，通过它把英国的书籍仪器运到中国。中国科联以及世界科协的北京办事处也可以做工作，有关资料甚至可以不用翻译就寄去。中英两国科学家之间的来往就是很好的联系，希望中国的科学家能到英国的大学讲学。中国、英国都可以通过世界科协，提出可以出国与希望邀请的科学家的名单。贝尔纳对科学院唯一的批评是“基本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实际工作做得较多”，并且强烈呼吁做有计划的科学。在北京我参观了三个研究机构：应用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对着三个机构一般的批评是：规模都太小。个别的批评是：应用①叶渚沛(1902—1971)，冶金学家，1945年任1945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1948年任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与李约瑟、贝尔纳等相识。1950年回国后先任重工业部顾问，1953年被推荐给张稼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他呼吁“三高”高炉和氧气顶吹转炉，与当时主流学苏联平炉炼钢思想相抵触。②从现有资料来看，贝尔纳后来并没有出版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仅有若干篇报纸上发表的介绍文章和一篇1956年发表在《高等教育季刊》(HigherEducationQuarterly)的一篇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短文[Bernal。③详见《科学院与贝尔纳教授交换科学工作意见的座谈记录》(中科院档案号65—6—1954一Y-11—05)，会议由张稼夫副院长主持，参加者有钱三强、陈康日、秦力生、曹日昌。由曹日昌作翻译，黄墨谷做记录。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27物理所和地质所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与工业有关，但都是做些小问题的研究，不是研究关键性的问题，尤其是应用物理所好像是一个剩余物质的研究所，其他研究单位所不要的都堆到应用物理所去；它给我的印象是没有统一的研究计划，每个小组进行一些小工作，看不出整体性。地质所与产业部门的关系搞得很坏，我问了几个问题他们都回答：这些工作是应该由地质部来做的。我没有到过地质部，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地质部还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机构，不然，为什么地质所、地质学院对我提出的问题都说那些是应该由地质部来做的。但是根据我的意见，我认为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应该由地质研究所做的。例如，我提出断层与探矿互相关系的研究工作，他们说这样的工作是地质部做的，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应该地质研究所进行的。好像地质所研究的是理想地球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实际问题。古脊椎动物室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研究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小，只有五个研究人员。我觉得你们在分配人员方面是太不平衡了。古生物研究的工作，从地质工作的分量来说应占五分之一，现在地质工作者有几千人，却只有五个人做古脊椎动物的工作。几年来在地质勘探的过程中发现无数化石，可是这些宝贵的发现却无人研究，恐怕大部分丢到山沟里去了。研究化石不只是科学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很多地质问题需要根据化石来研究的。你们现在的地质勘探工作，还不是根据科学方法来进行，勘探也应根据地层变化规律，进行预测。如对化石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就不能了解地层了。当时计划局局长钱三强(1913．1992)解释了中科院目前虽然有计划，但是一方面各研究所很难有能够全面制订科学计划的人才，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仍然对个人的兴趣相当固执④。贝尔纳认为人才完全摆在大学是很不适当的，建议要打破大学和研究所之间的界限。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他认为：“一般的研究所，各所应集中起来，这样可以协调得更好。集合许多工业部门，组织综合性的研究机构，例如砂研究所，便是与许多种工业部门都有联系的。考虑已有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及需要增加的研究所，应该组织科学顾问委员会来讨论科学的发展方向；这种顾问委员会不管日常工作，委员不必专任，只要有专任的秘书就可以了。”贝尔纳十分直率并且客观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科学研究部门、地质、重工业以①钱三强是约里奥一居里夫妇的学生，在欧洲与贝尔纳有过接触。此时他在中科院主管计划局。1953年，中科院开始制定计划，主要是按照下列的情况来制定的：根据国家对该学科的需要；根据各学科人员的主观力量；根据各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如何能把基础薄弱的科门逐步充实起来。28《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及道路等方面需要进行改进的具体意见，态度十分中肯，对当时我国十分落后的科学进行了及时的指导和帮助，表现了他对新中国建设的极大支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节。有意思的是，在他对中国科学无计划批评仅仅两年后，中国终于在1956年出台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与贝尔纳计划科学思想不谋而合了。三贝尔纳1959年访华1959年秋季，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的贝尔纳，应中国科协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10月1H晚上，当贝尔纳正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表演时，他见到了在和毛泽东主席告别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④。贝尔纳也看到了周恩来，周答应他以后面谈。最后，他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和他聊了他的新书《历史上的科学》，那时这本书刚刚被翻译成中文②。贝尔纳的儿子，马丁·贝尔纳(MartinG．Bemal，1937-)④，此时刚20出头，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那天晚上他们终于相聚了。马丁带他的父亲参加了一个聚会，贝尔纳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不想到年轻一代中凑热闹并且见识摇滚乐的魅力。10月2日早上6点，贝尔纳起床去见胡志明，胡志明的外交使命是为越南的共产主义斗争争取支持。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他如约与赫鲁晓夫见面会谈。贝尔纳发现这两位领导人对东南亚的局势问题意见相左，并且赫鲁晓夫正打算冷战。赫鲁晓夫建议贝尔纳，一直接受苏联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必须与中国直接打交道，不能指望苏联作为中间人。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因为对充满恶意的氛围感到沮丧，贝尔纳发现他非常茫然，以前一直机智雄辩的他在与贝尔纳的谈话中非常①赫鲁晓夫名义上是贵宾，但是因为他近来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并且拒绝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原形而遭受到东道主的怠慢。②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件颇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样一部煌煌巨作，出自没有多少历史学训练的人之手，自有他高人一筹的眼光和驾驭能力。虽然贝尔纳具有了与一般科学史家不一样的东方视角，但是毕竟缺少更多扎实的史料，让其重要价值打了些折扣。由于他疯狂地对计划科学的崇拜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这部书中许多观点确实值得商榷。而几乎与他同时出版的李约瑟的Ⅸ中国科学技术史》显然更受学晃的重视，当然有其更明显的东方立场在其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和实物证据作为支撑。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庆幸，有这两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史。问题是，为什么是并非历史学科班出生的科学家来写中国的历史呢?③马丁‘贝尔纳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与近东研究的教授。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专家，他同时还是近东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Athena)重新思考了古希腊文化的起源，在西方学界被视为异类。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29谨慎小心且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指出，中国是“游戏中的新手”，并且相当值得信赖，但是一定不要希望它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中会采取外交手段。他向贝尔纳说到“当我们10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吃过中午饭后，贝尔纳还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其中赞扬现代耕种技术和人民公社，但没有提到糟糕的收成。接下来的一周，日程安排对贝尔纳来说太熟悉了，参观学校、研究所、拖拉机工厂①和一个大型建设项目②。参观的主要文化景点是古城西安，他参观了建于唐代的雄伟佛塔。贝尔纳在恶劣的天气中飞回了北京，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并且心情有点糟。他的精神因周恩来那里传来的一条非正式的消息变得更加沮丧，消息称周恩来说没有与他见面的必要了。【Brown2005，PP．403-404】10月13日，贝尔纳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竺可桢也应邀前去听讲，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㈢。在离开中国之前，贝尔纳被带去离北京约15英里的一个人民公社参观。这个成立于1958年的公社比很多大跃进时期的许多公社要小，总共有人生活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经营着26家小型工厂。贝尔纳认为这个公社的新建筑不够多，而且工厂都是初具规模，但是引入了电力生产，所以他相信，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得到提高。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贝尔纳这次访华显然没有受到1954年那次访华时的礼遇，尽管表面上还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相关报道也仅是轻描淡写一番，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参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道也非常简短，不到120字。听说了很多农村地区发生饥荒的事情，亲眼见到了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境，贝尔纳的儿子马丁此时对毛泽东和大跃进大失所望。他认为乐观的官方统计都是骗人的，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些疑点，贝尔纳也认为政府的数字既没有根据，又不准确。回到伦敦后，马丁的母亲，玛格丽特．力Ⅱ迪纳(MargaretGardiner,1904-2005)④问贝尔纳，如果马丁在中国被捕，他会怎么做。他回答说，他会直接去找毛泽东要求放人。[Brown2005，PP．403—404]由于对中国的热爱，贝尔纳同意他亲爱的儿子到中国求学，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比痛心。当一位一生追求科学真理并相信科学能够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看①应是河南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②应是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③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老师提供此段日记内容。④玛格丽特．力口迪纳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她是贝尔纳的情妇之一，很长时间以“贝尔纳夫人”自居，但是她们从未正式结婚。30《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到缺乏科学依据的浮夸带来的灾难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四贝尔纳1960年代与中国的交往尽管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贝尔纳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受到冷遇，但是与学者、科学家仍然保持联系。在1961年，应英国皇家学会贝尔纳的邀请，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携夫人陈汲一行4人赴英国访问。鉴于竺可桢的身份以及海外关系，访问之前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审查。1961年[国公文]第989号文中记载道④：组织部：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将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于十月中旬去英国，团员还有三人，二名共产党员，一名群众，竺可桢的爱人陈汲也同行。陈汲的哥哥陈源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现在全家仍在英国，我们对陈源的情况不了解。竺可桢夫妇去英国后，势必要同他见面，竺可桢已向科学院组织提出可不可以同陈源见面的问题，此事如何安排请组织部、外交部考虑决定。另，竺可桢的儿子竺衡是个右派分子，今年一月在劳教中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竺可桢访英后，应贝尔纳请求带回书信两封。这两封信经过重重审核，最终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不予回复。可以在中科院内部文件中查到如下内容④：事由：贝尔纳转达的两件事拟办：竺副院长访英归来带回贝尔纳教授转达的两件事(1)英国贝尔柯蒙出版社郝尔姆斯汤姆要求访华事，从该人给贝尔纳的信中谈到：“多年前曾在中国工作，会讲中文”等情况。介之前英美“来华工作”人员，多数为帝国主义派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分子。由于对该人情况不详，根据目前紧缩的精神，拟不予置理。对贝尔纳也不复信。(2)澳大利亚佛里门要求了解中国进行“p射线氨基丙酸镍合成的X光射线结晶结构的分析”的研究机构和文章的作者，以便建立今后联系。我们所发表的文章未提单位及作者。①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61一Y-11)。②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61．Y-11)。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31文件中的一些批示如下：说明有保密问题，不能对外，故更不应与之联系。拟不予置理，对贝尔纳也不复信。如竺老认为需要复信时，是否只告对方已转有关单位处理。当否，请批示。(1961．11．13)这两封信是竺老从英国带回的，经向刘力同志了解，竺老是要我们对这两封信提出处理意见。拟同意以竺老名义复信贝尔纳，说明已转有关单位处理。不置理是否好?请保密处批示。(1961．11．14)因此，竺可桢根据组织的要求向贝尔纳进行了复信④，内容翻译如下：亲爱的贝尔纳教授：在伦敦时蒙您邀请酒会得和很多老朋友见面，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交给我的信件我已转交有关单位处理，特此告知。竺可桢1961．12．8从那之后，鲜见中科院与贝尔纳之间的正式交流活动，而此时的贝尔纳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执委会主席，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还保持着一些联系④。1962年，在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最终迫于核战危险放弃了对古巴的导弹部署。中国对他们所看到的赫鲁晓夫继古巴“投降”之后的“冒险主义”嗤之以鼻。对中国来说，表达对苏联的轻蔑，一个不为人觉察的方式就是攻击世界和平理事会。1963年5月，贝尔纳收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来的一封电报，批评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逃避行为，威胁不再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因为它现在不能抵抗美帝国主义，它的所作作为，已经渐渐变得有害于捍卫世界和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了达成结束核试验协议的好处，双方希望达成核试验禁止条约，防止全球核武扩散(尤其是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63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拒绝参加。赫鲁晓夫认为没有理由把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正处于拥有核武器的边缘，并且拒绝允许国际检验，也就意味着，地下试验依然是允许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松了一口气，而中国却抨击它是“肮脏的条约”。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承志称之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手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中国以及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大阴谋”。①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65—6—1961一Y-11)②冷战时期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详见Brown所著贝尔纳传记第20章相关部分。[Brown2005，PP．428-430]32《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受到无数和平支持者的欢迎，它停止了环境毒害，并且是迈向废除所有核武器以及实现普遍裁军的重要一步。当美国迅速再次开始地下试验时，贝尔纳非常愤怒，他认为这如果不违反条约的字面意思，便是对条约精神的直接打击。他说“美国政府在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便重新开始地下核试验是对人性的污蔑”。美国的行为势必进一步激怒中国，贝尔纳开始担心他们对这份条约的公开敌意或许会导致世界和平理事会解散。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他就如何对待中国提出一些建议，特别强调他希望追随约里奥·居里的原则，促进全世界的和平。赫鲁晓夫回信说，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不应配合任何政府或者政党的政策，所以贝尔纳必须“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多么危险。他们声明反对那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禁止热核试验，反对裁军，反对其他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问题，实际上破坏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根基，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世界公众舆论不会理解它，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世界和平理事会不能对北京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与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在我看来，不必按照他们的风格与形式，而是有必要向所有和平力量，包括中国公众在内，深刻而认真地解释，这种立场对和平造成的极大危害。”贝尔纳因病没有参加于9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的会议，但是他给同事们发了电报。他提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似乎“从本身来看可能不是很有意义，但是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它是一个转折点，从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再倒退……从逻辑上说，我们不能根据条约能不能遵循而支持或者反对它”。有些人认为美国通过该条约巩固其已在军备竞赛中拥有的领先地位，并且或许通过地下试验来扩大这种领先地位。为了试图宽慰这些人，贝尔纳说他已经“仔细地深入研究了条约的技术和军事涵义，可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认为它赋予了美国单边军事优势”。说到中国，他警告说“不会有完全有效的裁军政策，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并加入谈判”。他鼓励世界和平理事会给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尽可能施加压力，以便中国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参与裁军会谈。在他看来，“这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大国的参与，对解决世界问题来说是必需的”。在随后11月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上，廖承志愤怒地抨击说：“让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解除武装……就是一个诡计，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想让世界和平运动放弃与帝国主义的对抗”。廖在发言的时候，受到了苏联人的嘲笑，贝尔纳斥责了这些苏联人。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年夏天，在反对原子弹与氢弹的世界大会上，中国对“是核武器而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会导致核战争的思想表示轻蔑。在1964年10月，中国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遭到了苏联人占大多数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严厉的谴责，中国增加了大气放射性污染以及核扩散危险。【Brown2005，PP．428-430]在这场全世界面临的核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尔纳作为一个科学家表现出来的良知和无奈，他眼睁睁看见自己崇拜信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斗争。尽管他也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努力过，也试图充当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调者，但终究没有抵挡住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的蹂躏。1967年12月，贝尔纳显然是为了表明他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文章比较了毛泽东主席和苏联政府。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目标，无非是人类彻底的道德、经济和政治转变。毛泽东主义者致力于完成文化大革命，这要求每个公民都具有积极的忠诚心。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审讯旨在找出并且谴责那些依然坚持旧文化习俗和思想的人，如果有机会，改变对毛泽东语录的解释，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公开抨击。贝尔纳认为，令人吃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一点章法可循，也并不是完全无政府状态。他怀疑有一个秘密的小组在组织各种活动。他认为，很难衡量这次革命的经济效果，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总而言之，变好还是变坏都不是非常明显。[Brown2005，P．469]贝尔纳于1971年9月15日不幸与世长辞了。世界上失去了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科学圣人。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在1971年中科院的档案目录中，可以看到“致中科院郭沫若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的电报”④以及“中科院领导对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之事不予理睬的批示”④。这两份文件暂时无法看到具体内容，但从题目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了解到，圣人的离去，在正处于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没有激起一点涟漪。五结语虽然贝尔纳1939年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之后，我国学者竺可桢、吴学周就加以学习并引人中国，任鸿隽也谈到了关于贝尔纳的一些情况，但是贝尔纳学说的影响几乎谈不上，研究和传播更无从说起。①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G65—1971-023—0020—0024)②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G65—1971—023—0020-0023)34《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6期(2012贝尔纳被两次邀请到中国来，作为贵宾参加1954年和1959年的国庆庆典，还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客观地说，以当时我国的政治环境，贝尔纳能够来访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查阅中科院档案发现，新中国成立最初十年之内，我国邀请来访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极少数英国专家成功通过批准，贝尔纳就是其中一个。尽管贝尔纳1954年访问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收获，他对中国的科学机构、地质、交通以及重工业等等方面的发展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中国还是非常谨慎地对待贝尔纳这个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科学家的。1959年，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出版，并且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可以说是贝尔纳与中国交往的最高潮。然而之后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系列政治运动让贝尔纳与中国科学界的交往进入了寒冷的冬天，所有可能开始的一切也进入了长长的休止期。自1959年贝尔纳最后一次访华后，他甚至被视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的代表。夹身于东西方冷战中的他，斡旋于中苏两国之间的他，为了世界和平讨价还价，让这位科学圣人精疲力竭，终于在1971年撒手人寰。贝尔纳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结④，最终并未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他的好友李约瑟，有着十分相近的背景，同样是著名的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样对中国充满热爱，中国官方对两者的待遇可谓相差甚远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宣扬的是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历史，他在华期间的学术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贝尔纳在访华期间，针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科技以及研究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十分直率地指出中国建设中的各种缺陷与不足，虽忠言逆耳，但难免让人心生芥蒂。只埋首过去，不顾眼前与将来，或许是非常时期的最安全选择。其次，李森科事件多少对贝尔纳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尽管他个人对李森科并无好感，但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他仍是西方科学家中极少数支持李森科学说的人，也因此受到西方科学界的广泛批评。其实苏联官方早在1953年就不再使用李森科的春化种子了，但是他在1954年访华时居然也没有在中国同行面前点破，以①1965年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贝尔纳和马凯联名发表题为《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的演讲，成为经典之作。在文章开头即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与中国官方关系恶化的贝尔纳仍然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②李约瑟1950年至1964年担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一生八次访华，特别是处于冷战时期的1958年、1964年、1972年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198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潜伟李欣欣贝尔纳与中国35致于竺可桢在1956年还惊呼要重视国外科技情报的收集④。难道贝尔纳把大家都欺骗了吗?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贝尔纳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让贝尔纳在中国的待遇与中苏关系有很大的牵连性：当中苏关系密切时，贝尔纳受到来自中国政府与苏联同等的待遇；但是当中苏关系恶化后，贝尔纳也因为相关的政治原因导致其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阻碍；相反，李约瑟并没有与苏联这种密切的关系，不像贝尔纳有着苏联背景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头衔，因此他终于风头盖过贝尔纳而成为冷战时期中国推崇的极少数西方学者了。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贝尔纳的一生充满传奇和惊险，他与中国的交往仅仅是其中一段小插曲。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以及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向往，他来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号角中，在风云突变的东西对抗中，他又去了。参考文献Bemal．J．1939．TheSocial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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